本片将讲述斯大林葬礼的“宏伟、恐怖且怪诞”的场面。这将是洛兹尼察最新的蒙太奇电影，基于档案影像，他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完工。他表示：“我一直在研究一部于1953年3月5日至8日拍摄的电影，这部电影导演包括谢尔盖·格拉西莫夫（Сергей Герасимов）和伊利亚·科帕林（Илья Копалин），但是电影在苏联政府内部观影过后就被禁了。直到90年代才重新被发现。”

　　弗莱事件是指2017年，不少人慕名飞到巴哈马海岛，参加众多名人站台、号称超豪华音乐节的Fyre Festival，但宣传是水清沙白、泳装美女遍地、美食音乐齐飞的大狂欢，现实是野地帐篷、啥也没有、跟泥相伴。此事在社交网络引发巨大讨论，其背后的组织工作也被各种揭秘。

      2019 年 2 月 3 日，第三十五届圣丹斯国际电影节公布得奖名单，纪录片《独生国度》（One Child Nation）获得美国纪录片类  评审团大奖。国际参展的纪录片《独生子女国度》由导演王男栿和LYNN ZHANG联合执导，聚焦了有争议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弃婴的话题。影片从导演王男栿自身的故事开始，探究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本质，以及在实施过程中造成的悲剧。

　　2040 is an innovative feature documentary that looks to the future, but is vitally important NOW. Award-winning director Damon Gameau embarks on journey to explore what the future would look like by the year 2040 if we simply embraced the best solutions already available to us to improve our planet and shifted them into the mainstream. Structured as a visual letter to his 4-year-old daughter, Damon blends traditional documentary footage with dramatized sequences and high-end visual effects to create a vision board for his daughter and the planet.

　　四次世界冠军巴拿马拳击手罗伯托·杜恩的故事。他一人击毁了世界，超越了自己的运动，帮助一个国家崛起，对抗中情局资助的独裁者，实现了独立。从他在街上擦鞋的日子到在世界各地整理竞技场，这就是现代巴拿马及其最著名的孩子的故事。

　　《流言终结者》主持亚当·萨维奇全新节目！将会带大家DIY钢铁侠铁衣，还有《第五元素》里面的多用枪等等，精密机械，野心很大！

　　《比克拉姆：瑜伽、大师、性侵犯》审视了颇具争议的高温瑜伽创始人比克拉姆·乔杜里跌宕起伏的一生。20 世纪 70 年代初，乔杜里从印度加尔各答来到比弗利山庄，他很快就拥有了一批名人追随者，并打造了全球健身帝国，这为他带来了巨额财富。但直到 21 世纪 10 年代，随着大量性侵指控的出现，以及有关他充满攻击性、类似邪教的训练环境的故事浮出水面，诉讼开始增多，乔杜里的非法教学风格成为头条新闻。Netflix 原创纪录片《比克拉姆：瑜伽、大师、性侵犯》由奥斯卡金像奖得主伊娃·奥尔纳（《开往暗处的的士》《避难亦遭难》）执导，萨拉·安东尼（《神山》《反叛者》）担任制片人，讲述了那些打倒乔杜里的女性的故事，并针对这门疗愈性学科如何在帮助人的同时给许多人带来伤害这一问题，探索了其中的矛盾。

　　阿富汗导演 Hassan Fazili拍摄的作品，全片由三台手机拍摄完成，记录下镜头中一家人在3年多的时间里跨越3500英里却仍未完成的神奇旅程。

　　双脚小儿麻痹的阿龙原本准备孤老一生，但坚持为他组成家庭的母亲，花费不少金钱及心力，从越南带回了阿紫。阿紫是爸爸最疼的女儿，生长在贫穷的越南农村，为了家人的生存，她同意嫁到台湾。阿龙知道阿紫为了家庭存续，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但家人的歧视和控制不住的脾气，让两人渐行渐远，在这个没有期待的海边小村，被捆绑的两人日复一日，没有尽头。
　　为了完成家庭的束缚与期待，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导演以阿龙和阿紫为中心，辐射出台湾社会潜在的传统价值观，迫于上一代的压力娶妻生子，在没有感情的基础下，与新住民的联姻造就无数破碎的家庭，以及单亲的下一代，最初要遵循的传统，反倒岌岌可危。

　　和《与雀共舞》一起深入热带雨林，近距离接触罕见的极乐鸟，看他们以惊人的方式寻找配偶。这部迷人而有趣的纪录片由《我们的星球》背后的团队打造，并由艾美奖得主斯蒂芬·弗雷担任解说。其对准大自然最奇妙的造物，为我们呈现出造化的妙曼迷人。

　　The Pickup Game is an inside look at the emergence of the 'pickup' industry - a business where self-styled seduction coaches travel the world, charging a small fortune to teach men skills they claim will guarantee success with women. For the instructors who are successful, it is a highly lucrative occupation, with many companies earning millions of dollars a year. It is also an industry rife with controversy and scandal. Several teachers have been deported from countries for their contentious methodologies and pickup businesses are often the subject of fierce public criticism. Despite this, men the world over collectively spen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to attend seminars, download online courses and have one-on-one coaching sessions with instructors they feel can give them the dating life of their dreams. In the minds of students, many of these instructors become more than just teachers. They become idols. From the glossy exterior, where courses are packaged as

　　迈克尔·艾普特从1964年开始拍摄纪录片系列的第一部，采访来自英国不同阶层的十四个七岁的小孩子，他们有的来自孤儿院，有的是上层社会的小孩。此后每隔七年，艾普特都会重新采访当年的这些孩子，倾听他们的梦想，畅谈他们的生活。四十九岁知天命，看尽岁月流逝，看穿沧海桑田。本片综合 了被访者七岁、十四岁、二十一岁、二十八岁、三十五岁、四十二岁、四十九岁及五十六岁多年的访问精华。 《人生七年》荣获2006年英国电影学院奖和金卫星奖提名。

　　数据已经超过石油，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资产。人们正在利用数据作为“武器”，来发动文化和政治斗争。世界各地的人都在争相致力于保护我们最私密的个人隐私。《隐私大盗》由获奖电影制作人卡里姆·阿米尔和耶菡·妮珍儿倾情打造，通过剑桥分析/Facebook 爆炸性数据丑闻中关键涉事人员不可思议的个人历程，从不同方面揭露了数据利用背后的黑暗世界。
　　荣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的阿米尔和妮珍儿（《埃及广场》、《控制室》、《天才网路梦》）通过这部引人入胜、错综复杂的电影，延续了他们探索社交媒体震荡的传统。《隐私大盗》让我们不禁去质疑我们每天利用的信息的来源，去思考我们在数字时代轻敲手机或键盘、分享自己生活的时候，我们到底放弃了什么。
　　《隐私大盗》于 2019 年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阿米尔和妮珍儿担任导演，卡里姆·阿米尔、格雷琳恩·德赖弗斯、朱迪·科林和佩德罗·科斯担任制片人。

　　2018年5月和6月，Jean Gabriel P_Riot与位于Ivry Sur Seine的一所高中的10名电影班学生合作，开展了一项将电影与政治结合起来的项目。学生们在摄像机前和摄像机后工作，重新布置罢工、抵抗和劳资纠纷的场景，这些电影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包括让-卢克-戈达尔和阿兰-坦纳的电影。nos d_faites汇集了调查结果，并增加了采访，在采访中，导演询问学生他们刚刚表演的场景，关于“阶级”、“工会”和“政治参与”等概念，以及更广泛的社会背景。这是一个简单，但尖锐的设置，让观众一瞥年轻一代如何看待政治和过去的政治电影。这部影片还记录了导演试图激怒学生的企图。在导演和学生似乎处于平等地位的遭遇中，基于从未见过的导演更多类似于老师的提问，以及此时此刻对革命的思考：起义的表现反映了同样的情况。这会导致一个真实的发生吗？
　　In May and June 2018, Jean-Gabriel Périot collaborated with ten students in a film class at a high school in Ivry-sur-Seine on a project that unites cinema with politics. The students worked both in front of and behind the camera, restaging scenes of strikes, resistance, and labour disputes from films dating from the late 1960s to the late 1970s, including ones by Jean-Luc Godard and Alain Tanner. Nos défaites assembles the results, and adds interviews in which the director queries the students about the scenes they’ve just acted in, about such concepts as “class,” “labour un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about wider social contexts. It’s a simple, yet trenchant setup, affording viewers a glimpse of how a younger generation sees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al cinema of the past. The film also documents the director’s attempts to stir up the students. The conversations vary between encounters in which director and students seem on an equal footing, based on more teacher-like questioning by the never-visible director, and contemplations of revolution in the here and now: the performance of an uprising follows reflection upon the same. Could this lead to one happening for real?
　　回到1968年的电影时代，继续对重放从过去跳出来的电影节选的年轻人进行今天的采访，我们的失败描绘了我们当前与政治的关系。我们的失败，还是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面对今天的混乱？
　　By going back into the cinema of the 1968 era and going forward with present-day interviews of young people who replay excerpts of film s jumping out from the past, Our Defeats draw the portrait of our current relations with politics. Our Defeats, or do we keep enough forces to confront ourselves with the chaos of today?

　　该片深入叙利亚战区拍摄当地居民的生活，直击战乱瓦砾下的日常人生，记录了叙利亚的一个年轻女人在五年的时间里与爱、战争和母性的斗争。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报告显示，美国人的预期寿命100多年来首次出现下降，Dr. Sanjay Gupta对此感到十分震惊。在《“压力山大”的美国人》一片中，Gupta着手调查事情的真相并试图找出原因所在。在关注社会健康的同时，Gupta发现由于美国社会的压力日益增大，“绝望的死亡” （由药物过量、慢性肝病和自杀引起）已成为一种流行病。该片还探究了文化、宗教、科学以及个人对死亡和濒临死亡的态度。

　　死刑犯 A，殺害好友後勒贖。死刑犯陳昱安，砍殺
　　父親 111 刀。死刑犯鄭捷，於捷運上隨機殺人。「死 刑犯」是司法給他們的一個標籤，但這三個人作為 人的身分卻為人漠視，而至親所背負之痛，更從來 無人知曉⋯⋯。
　　曾以紀錄片《起點》、《我無罪，我是鄭性澤》長 期關注司法議題的導演李家驊，這次選擇了三位犯 行各異的死刑犯為主角，有人尚在服刑，有人在獄 中自戕身亡，有人已遭到槍決伏法。在「殺人償命」 的正義大纛前，他們的命運殊途同歸，宛如報廢的 物件，但在律師、死囚家屬面前，標籤之後卻是一 個個血肉之軀。全片以平實的採訪片段與報導影像， 不拘泥於法條本身，而是深刻表達了導演對「人」 的處境的關懷，爬梳現代台灣司法死刑史之餘，也 引出了對現行體制的叩問。

　　Gaetan Dugas was openly gay. In early 1980s he contracted what was termed "gay cancer". He provided blood samples and 72 names of his former sex partners. Dugas was demonized for his promiscuity and wrongfully identified as patient zero. (IMDb)

　　童年时期，以色列导演随父母在印度南部灵修，为了「真理」，他们被教导要信奉灵师，无私奉献，一切行径不得对外公开，戒慎恐惧地严守秘密长达20年。成年后，他鼓起勇气踏上追索之旅，寻找曾共处灵修营的友人，讨论彼此被禁谈的童年回忆，并质问虔诚的父母对过去的看法。深藏内心深处的创伤，是否能被疗愈？

　　本片是了解80年代恐怖电影的窗口。采访了众多导演、制片、演员、幕后工作人员，了解80年代恐怖片的制作过程，感受他们对这一行业的热爱。

　　18 岁的亚历克斯·刘易斯在经历了一次摩托车事故后从昏迷中醒来，而世界已不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自己的家、父母甚至名字...他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他只知道身旁坐着的人是他的孪生兄弟马库斯。亚历克斯依靠马库斯来找回记忆和自己的身份。但是马库斯为他的双胞胎兄弟描绘的诗意童年却隐藏了一个黑暗的家庭秘密。现在，在过去痛苦的实情被隐瞒了几十年后，亚历克斯和马库斯一起去面对真相，并最终寻找到亚历克斯的自我。《告诉我，我是谁》由埃德·珀金斯执导，探索了回忆与现实之间模糊的界限，以及让我们得以生存的情感联系。

　　Documentary telling the inside story of Mohammed Emwazi's journey from an ordinary London boy to becoming terrorist 'Jihadi John' and the intelligence operatives' attempts to catch him.

　　本片无疑是专属于这个时代的纪录片。在这个各种新媒体不断涌现的时代，人们接触讯息的管道前所未有的纷杂，各种「假新闻」或「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的星火满天飞，引发话题在全球延烧。随著媒体日益分化，以及社群媒体掌握讯息散布管道，政治宣传在其中扮演了什麽样的角色？它如何默默影响世界秩序的转变？
　　这部纪录片将揭发那些寻求权力的人，如何透过政治宣传手段达到其目的。导演除了分析当前的政治社会情境，同时也爬梳了政治宣传的历史，回顾过往历史上几个关键时刻，揭露当时政治宣传如何被当成巩固国族及控制人群的工具。就当今的情势而言，本片绝对是一则必要且警世的寓言。
　　政治宣传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并且经常与时俱进。从远古时期的洞穴岩画，到西斯汀教堂的壁画，再到推特上的针锋相对，政治宣传运用各种形式的媒体，来动摇、威逼、恐吓人民。人们被谎言或半真半假的消息喂养著，然而他们往往对此类讯息飢不择食。险恶的威胁和不切实际的诺言，这些不断高升的情绪诉求，完全压制了理性思考的声音。当谎言推翻了真相，便成为了新的现实，半真半假的讯息在狂言妄语中不断被散布，真实就再没有被讨论的空间。政治宣传本身是无害的，但这项工具一旦落入最恶名昭彰的煽动者手中，后果将是致命的。

　　2017年，李一凡开始拍摄杀马特。他从深圳开始，在深圳、广州、中山、惠州、重庆、贵阳、黔东南州、黔西南州、毕节、安顺、昆明、大理、玉溪、曲靖，以及红河州，共计完成杀马特采访67个，网络采访11个。在拍摄期间，李一凡又从杀马特和其他工人手中，通过直接购买手机视频等方式，收 集了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915段。
　　这是一次详实且残酷的调查梳理行动。五颜六色的头发下面，李一凡重新检讨了城乡关系里，关于社会底层工人的生存代价和权利困境的根源。当越来越多的杀马特消失在人们视线里，而曾经或依旧是流水线工人的他们，和今天仍然不断涌入城市的打工者一样，依然面临着实质上的权利不平等，依旧笼罩在制度性排斥的阴影里。
　　杀马特音译自英语“smart”一词，泛指一种中国城市年轻工人中曾经风靡一时的亚文化潮流，以夸张而廉价的服饰、发型著称。艺术家、纪录片导演李一凡花费数年时间实地接触和研究“杀马特”群体，最终用访谈和工厂场景创作出一部长片，并在展览现场用数百部二手手机播放购买自工人自拍的生产场景。
　　李一凡将展览视为一次让美术馆观众看到另外一个社群的机会，在长片中他借用年轻工人的陈述，描绘出杀马特形成的条件、变化，及如何在舆论暴力下走向式微。在项目中，他始终是以无知者的角色进入，随后逐渐发现杀马特的遭遇，来自于年轻工人的孤立处境和与城市主流生活之间的疏离，并把项目看作是对杀马特一词祛魅化的过程。这与他一贯的立场保持一致，即认为在中国的现状下，艺术创作应当基于对社会生活的直接体感，才能因现实本身的超越性，获得足够的创造力。